更多精彩
当前位置: 首页 > 必请所与 > >正文

米塞斯:官僚化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时间:2019-07-29 来源:身为下贱网
 

文章来源:

本文选自路德维希·米塞斯《官僚主义》。冯克利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

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

文章导读

公民个人若是违反了自己国家的哪一条法律,就是应当受到惩罚的罪犯。他的行为是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但是,假如官员为了“国家”的利益而逃避经正当程序颁布的国民法律,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这就是官僚主义哲学的本质。

作者简介

路德维希·海因里希·艾德勒·冯·米塞斯(德语: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卓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朝圣山学社成员。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促成古典自由主义复苏的学者。被誉为是“奥地利学派的院长”。2000年被美国《自由》杂志评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他的弟子中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是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穆瑞·罗斯巴德。其中哈耶克于1974年代表自由主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官僚主义的哲学

在早期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人们看到的对立冲突很简单,每个人都能理解。一方是专制者及其帮凶,另一方是民治政府的支持者。政治冲突是不同的群体为争取统治权的斗争。当时的问题是,谁应当统治?我们还是他们?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暴君、贵族还是人民?

如今,时髦的“中央集权至上论”的哲学,已经使争执变得面目全非。政治冲突不再被视为不同人群之间的斗争,而是被视为一场善恶原则之间的战争。善原则的化身是国家这位大神,它体现着永恒的道德理念,恶原则的化身是自私自利者的“粗俗的个人主义”。【1】 在这种对抗中,国家总是正确的,个人总是错误的。国家是共同福祉、正义、文明和超常智慧的代表。个人是可怜而又可卑的人,是堕落的傻瓜。

[1]这是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解释。当前的经济解释,见下文117-119页。

当德国人说“国家”,或马克思主义者说“社会”时,他们表现出无以复加的敬畏。人们怎么会如此堕落,居然要去反对这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呢?当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时,他既坦率又诚实。现代国家主义者很谦虚,他说“我是国家的仆人”,不过他的意思是:国家就是上帝。你可以反叛一个波旁家族的国王,法国人也确实反过他。这当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可是你不能反对作为上帝的国家,不能反对它的卑贱的仆人——官僚。

对于那些动机良好的官员,我们不必怀疑他们的诚实。他完全服膺于这样的思想:他的神圣职责,就是为了自己的圣像而与人们的自私开战。在他看来,他是永恒的神明法典的捍卫者。他从道德上不觉得自己要受个人主义的捍卫者写成法规的人法的约束。人们无法修改国家上帝的真正法律。公民个人若是违反了自己国家的哪一条法律,就是应当受到惩罚的罪犯。他的行为是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但是,假如官员为了“国家”的利益而逃避经正当程序颁布的国民法律,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在“反动的”法院看来,他也许是技术上的违法者。但是从更高的道德角度看,他是正确的。他破坏人类的法律,是为了避免违反神的法律。

这就是官僚主义哲学的本质。在官员的眼里,成文法是为了保护恶棍、对抗社会公正的要求而竖起的屏障。仅仅因为“国家”在处罚罪犯时违反了一些琐细无聊的规章,他就可以逃避惩罚吗?一个人怎么能够仅仅因为税法中存在漏洞,就可以少交税呢?律师怎么可以依靠向人们提供从成文法缺陷中获益的建议而谋生呢?成文法给政府官员为人民造福的真诚努力设置的种种限制,有什么用处呢?要是没有宪法,没有权利法案、法律、议会和法院,那该多好呵!要是没有报纸,没有律师,那该多好呵!假如国家能够放手治愈一切弊病,那该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世界呵!

对这些官僚主义激进派的回答显而易见。公民可以回答说:你们也许是很优秀、很高尚的人,比我们这些公民更出色。我们不怀疑你们的能力和你们的智力。然而,你们并不是被称为“国家”的那个上帝的教堂神甫。你们是法律、是我们这个国家以正当方式通过的法律的仆人。你们的职责不是批评法律,更不是违反法律。如果你们违反法律,那么你们比许多骗子还恶毒,不管你有多么美好的意图。任命你当官,让你起誓,给你薪水,是为了让你实施法律,不是让你去践踏法律。最坏的法律也胜过官僚的专制。

警察和绑匪、税管员和强盗之间的主要区别是,警察和税管员服从并执行法律,绑匪和强盗违反法律。废除法律,社会将毁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是唯一有资格运用强制力加害于个人的机构。这种危险的权力不能交给一些人随意使用,无论他们自以为如何有能力、如何聪明。必须限制这种权力的运用。这是法律的任务。

官员和官僚不是国家。他们是被选出来执行法律的人。你可以把这称为正统派和教条主义的观点。其实它们是古老智慧的表达。法治之外的选择,只能是专制者的统治。

2.官僚主义的自负

官员的任务是服务于公众。他的官署是由预算法案和必要的维持性拨款建立的。他执行自己国家的法律。在履行职责时,他表现为共同体中有益的一员,即使他实施的法律对共同福祉有害。因为他不对法律的错误负责。应当加以指责的是享有主权的人民,而不是人民意愿的执行人。就像蒸馏设备不对人民的饮水负责一样,政府职员也不对不明智的法律的有害后果负责。

另一方面,从官僚工作中获得的很多好处,并不属于他们的功劳。警察局的工作广州治癫痫疾病的好医院是哪家十分有效,公民受到很好的保护,免于杀人越货和盗窃,这并不能使其他人给予警官的感激,多于另一些提供有益服务的人。警官和消防员没有权利要求公众给予他们的感激多于医生、铁路工程师、焊接工、海员或任何有用商品的制造者。交通警与交通信号灯的制造商相比,并没有更多自命不凡的理由。他的上司指派他执勤,每日每时防止事故的伤害,从而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但这不是他的优点。

不错,社会离不开巡警、税管员和法庭文员的服务。然而同样真实的是,假如没有清洁工、洗碗工和清除害虫的工人,每个人也会大受其苦。在社会合作的框架内,每个公民都依靠全体公民同胞提供的服务。假如劳动分工没有把杰出的外科医生和杰出的音乐家从琐事中解脱出来,他们也不可能把全副精力用于手术和音乐;被众多的琐事缠住,他们将无法变成完美的专家。大使和灯塔管理员较之于列车搬运工和家庭女佣,没有更大的权利得到“社会柱石”的称号。因为在劳动分工中,社会结构是由全体男女共同肩负起来的。

当然,有些男女是以利他主义和彻底献身的精神提供服务。没有一部分精英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人类不可能达到目前的文明状态。在改善道德状况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是那些打算为自己认为正义和公益的事业而牺牲个人幸福、健康和生命的人取得的成就。他们从事着他们认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事情,不在乎自己是否为此而牺牲。这些人不是为了奖赏而工作,他们致力于自己的事业,虽死而无憾。

德国的那些国家至上论的形而上学家故意混淆视听,他们给政府的服务披上这种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外衣。在德国的国家主义著作中,公务员如同圣人一般,他们是放弃一切世俗享乐和个人幸福的苦行僧,一心为上帝的代言人服务,过去是霍亨索伦家族的国王,如今是“领袖”。Staatsbeamte(国家官员)不是为报酬工作,因为再多的薪金,也不能被视为社会从他们的自我牺牲中得到的那些无价服务的适当报酬。社会给予他的不是报酬,而是维持他在官僚等级制中的适当地位。【2】只有受到商业制度的偏见和谬论毒害的自由主义者,才使用这个错误的概念。假如Beamtengehalt(官员的俸禄)是真正的薪金,那么向每个最平庸的官员提供比官僚等级制之外的任何人更高的收入,就是公正而自然的。每个官员在上班时,是国家主权和永无谬误地位的守护人。他在法庭上的证言,比普通人更有效。

[2]参见Laband, Das Staats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es(拉班:《德意志帝国的国家法》) (5th ed. Tübingen, 1911), I, 500.

欧洲文官的激励因素,不仅是薪水和退休金的水平。许多申请者不是最优秀的人,也受到工作清闲和安全性的吸引。通常,政府的工作不像工商业中那样紧张。此外,任命是终身制的。只有当司法审判裁定为严重玩忽职守时,才能开除雇员。在德国、俄国和法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儿童,他们一生的计划是被完全规定好了的,进入二流教育的最低一级,他们将得到文凭,将在众多部门之一得到一份差事,他们在那里服务三、四十年,然后拿着退休金退休。他们的生活平淡无奇,一切事情都明明白白,都是事先就知道的。

在政府职务的社会声望方面欧洲大陆和美国之间的差别,可以拿一个事例来说明。在欧洲,对少数族群的社会和政治歧视,表现为禁止他们得到一切政府职务,不管这个职务及其薪水多么微不足道。在德国,在奥匈帝国,在其他许多国家,不需要特殊能力或训练的一切从属性工作,例如侍从、招待员、传令官、司仪、传票送达员、邮差和门卫,从法律上被保留给自愿在军队中比法定最低年限多服役数年的复员军人。这些职务被视为对那些未得到任命的军官的一种价值很高的奖赏。在民众眼里,在官僚部门担任随从是一种特权。假如在德国存在着一个美国黑人的社会阶层,那么他们根本不敢申请这些职业。他们知道,这种抱负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奢望。

3.作为选民的官僚

官僚不仅是政府雇员。根据民主宪法,他同时也是选民,所以也是享有主权者、即他的雇主中的一员。他处在一个奇特的位置上:他既是雇主又是雇员。作为雇员,他的金钱利益高于他作为雇主的利益,因为他从公共资金中的所得,要多于他对公共资金的贡献。

随着政府工资单上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双重关系也变得更加重要。作为选民的官僚,更热衷于增加预算而不是平衡预算。他主要关心的是增加工资。

德国和法国的政治结构在过去几年里经历了民主宪政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选民,国家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不仅有大量公共部门的雇员和就业于国有化企业(例如铁路、邮局、电报局、电话局)的人,还有领取失业救济金和社会保险福利的人,以及政府直接或间接补贴的农民和另一些群体。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从公共资金中拿到更多的钱。他们并不关心自由、正义、法律至上和良好的政府这一类“理想”问题。他们要得到更多的钱,这就是一切。国家议会、市议会或镇议事会的候选人,都不敢反对公职人员要求增加收入的要求。各个政党都热衷于在慷慨大方的表现上胜过对手。

在19世纪,议会总想尽可能限制公共开支。如今,节约却变成了可鄙的事情。花钱大手大脚被视为明智的政策。执政党和反对党都极力拿放手花钱以便讨好大众。设立新部门,雇用新雇员,被称为“积极的”政策,阻止浪费公共资金的努力,一概被斥为“消极政策”。

假如有大量的选民出现在政府工资单上,代议制民主是维持不下去的。假如议会的议员不再认为自己是纳税人的代表,而是那些从国库里领取薪水、工资、补贴和救济金者的代表,那么民主也就被扼杀了。

这是今天的宪政问题中的内在保定癫痫病哪个医院好矛盾之一。许多人因此而对民主的未来陷入绝望。他们开始认为,政府对工商业进行更多干预的趋势,设立更多官府衙门、雇用更多雇员的趋势,发放更多救济金和补贴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他们无可救药地失去了对民治的信任。

4.思想的官僚化

假如那些鼓吹者没有向年轻人灌输自己的信条,阻止他们了解经济学的教诲,走向全能政府和极权主义的现代趋势,本可以被消灭在萌芽之中。

经济学是一种理论科学,它不能告诉人们应当选择什么价值,应当致力于什么目标。它不确定终极目的。这不是思想家的任务,而是实干家的任务。科学是思考的产物,行动是意志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相对于人类行为的终极目标而言,是中立的。

然而,就达到既定社会目标所采用的手段而言,则是另一回事。经济学在这里是唯一可靠的行动指南。假如人们想在追求任何社会目标时取得成功,他们必须使自己的行动符合经济思考的结论。

在过去一百年的知识史中一个醒目的事实,是反对经济学的斗争。全能政府的鼓吹者,并不参与相关问题的讨论。他们只提经济学家的名字,他们怀疑这些人的动机,对他们极尽嘲笑谩骂之能事。

不过,本书的任务不是讨论这些现象。我们只能局限于描述官僚体制在这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在欧洲大陆的多数国家,大学是由政府拥有并管理的。它们受到教育部的管制,就像警察局受警察局长的控制一样。教师同巡警和海关官员一样,都是公务员。19世纪的自由主义试图限制教育部对大学教授传授他们视为真理或正确知识的自由进行干涉。但是,既然是政府任命教授,它便只任命那些值得信赖和可靠的人,也就是说,那些与政府观点一样的、打算贬低经济学和传授政府万能这种信条的人。

就像官僚化的所有其他领域一样,19世纪的德国在这方面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对德国的大学精神的最佳描述,莫过于生理学家埃米尔·杜波伊-雷蒙在1870年同时荣膺柏林大学校长和普鲁士科学院院长时的演讲中的一席话:“我们这所柏林大学,坐落于王宫的对面,以我们的基本契约,担任着霍亨索伦王朝的知识守卫者。”这个王室的忠实追随者应当传授同政府——即他的雇主——的信条相反的观点,普鲁士人的头脑无法理解这种想法。坚信存在着经济规律的理论是大逆不道。因为,假如存在着经济规律,那就不能把政府视为万能,只有当它的政策符合这些规律时,才能获得成功。于是,德国的社会科学教授的头脑主要用于抨击经济现象具有规律性这种无耻的异端上。经济学的教诲受到激烈遣责,取而代之的是wirtschaftliche Staatswissenschaften(政治科学的经济因素)。讲授社会科学的大学教师的唯一任职资格,就是对市场体制的贬低和热情支持政府管制。在皇帝的统治下,公开赞成革命、鼓吹用暴力推翻政府的激进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被任命为正式教授,魏玛共和国把这一歧视政策也废除了。

经济学研究整个社会合作体系,研究它的一切要素的相互作用,研究不同生产部门的相互依赖。不能把它分割成互不相关的领域,由那些不管其他因素的专家去研究。用历史学家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不同地区的专业化方式研究货币、劳动力或对外贸易,是毫无意义的。在研究瑞典的历史时,几乎可以不考虑秘鲁的历史。可是你不研究商品价格、利率和利润,就无法研究工资水平。一种经济要素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所有要素。假如把研究局限于整个系统中的特定部门,根本不可能发现明确的政策或变化导致了什么后果。

政府在干预经济活动时不想看到的,正是这种相互信赖性。政府自以为具有神奇的能力,可以用一只用之不竭的财富号角,吹出各种福利。它是全知全能的。它能用一根魔棒创造幸福和富足。

其实,假如政府不从别人那儿获取,它什么也提供不了。补贴不是政府用自己的资金提供的。国家提供补贴,是在花纳税人的钱。今天的政府在大手大脚花钱时采用的办法,即通货膨胀和信贷膨胀,没有增加任何资源。它们使一些人更富有,相应地也使另一些人更贫穷。对市场的干预,对供需决定的商品价格、工资水平和利率的干预,短期内可以达到政府的目标。但是从长远看,这些措施必然导致的局面,即使从政府的立场上看,也要比它希望改变的局面更糟。

政府不具备让人人发大财的能力。它能够通过强性地限制国内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的收入。但是为更高的农产品价格付钱的并不是国家,而是消费者。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对应的,是另一些国民的生活水平的下降。针对百货公司和连锁店的竞争,政府可以保护小商店,可是买单的还是消费者。国家通过有利于劳工的立法,或是允许工会采取施压和强制手段,可以改善一部分工薪阶层的处境。但是,即使这种政策没有造成制造业价格的上涨,从而使真实工资又回到市场水平,也会导致相当多希望挣到工资的人失业。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审查这些政策,必然证明它们是错误的。这就是官僚讳言经济学的原因。不过,对于那些把视野局限于狭隘的领域,不关心政策的未来后果的人,政府还是给予鼓励的。劳动经济学家只研究亲劳工政策的直接后果,农业经济学家只研究农业价格的上升。他们只从压力集团的角度看问题,而后者能够立刻从相关的措施中获益,根本不关心它的最终社会后果。他们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解释者。

长期以来,在政府干预工商业的情况下,统一的政府政策变得四分五裂,互不协调。仍然有可能谈论一种政府政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在大多数国家里,每个部门都各自为政,阻挠另一些部门的工作。劳工部致力于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低的生活成本。而同一个行政机构的农业部,则致力于更高的食品价格,商癫痫病该怎么治疗业部试图通过关税提供国内商品价格。一个部门反对垄断,另一个部门——利用关税、特许和其他手段——却热衷于为垄断性限制创造必要条件。每个部门都去咨询在相关领域有专门知识的专家的意见。

于是,学生再也无法获得经济学的入门知识了。他们所学到的,是有关政府那些互不相让的措施的缺乏统一性、互不相关的事实。他们的博士论文,他们的毕业研究报告,讨论的不是经济学,而是经济史的各种主题以及政府干预工商业的各种案例。对刚刚过去的时期进行的这种细致的、广征博引的统计学研究(经常被错误地贴上“当前”状况研究的标签),对将来的历史家很有价值。它们对律师和官员的专业任务也很重要。然而它们肯定不能弥补经济学方法的匮乏。令人诧异的是,斯特雷斯曼(Stresemann)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柏林瓶装啤酒的状况。在德国大学的课程安排下,这意味着他把自己在大学里的相当一部分学习精力,用于研究啤酒营销和人们的饮食习惯。这就是的德国大学系统给予一个人的知识装备,他后来在德国历史最关键的几年中担任帝国总理。

在德国自由主义昙花一现的时代担任教席的老教授退休之后,帝国的大学里就再也听不到经济学的声音了。德国不再有经济学家,在大学研究班的书目中也找不到外国经济学家的著作。社会科学家并不效仿神学教授的楷模,后者让自己的学生了解另一些宗教和教派的信条,了解无神论者的哲学,因为他们希望驳倒被他们视为异端的信条。社会科学的学生从教师那儿学到的是,经济学是伪科学,所谓的经济学家,正如马克思所说,是资产阶级剥削者不公正的利益的辩护士,随时准备把人民出卖给大企业和金融资本。【3】毕业生在离开学校时,成了纳粹或马克思主义牌号的极权主义的坚定信徒。

[3]参见Pohle, Die gegenwärtige Krise der deutschen Volkwirtschaftslehre(波勒:《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当前危机》) (2d ed. Leipzig, 1921).

另一些国家的情况也与此相似。法国最杰出的教育机构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它的毕业生占据着公共行政部门、政界和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位置。支配着这所学校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另一些支持政府全面管制的人。在俄国,帝国政府不允许任何涉嫌具有“西方”经济学自由主义思想的人担任大学教职。但是另一方面,它任命了许多属于马克思主义“保皇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即那些同革命的狂热精神保持距离的人。可见,沙皇本人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凯旋做出了贡献。

欧洲的极权主义,是官僚体制在教育领域占了上风的产物。大学为独裁者铺平了道路。

在今天的俄国和德国,大学是一党制的主要堡垒。不但社会科学、历史学和哲学,而且所有的知识分支,艺术和文学,都受到管制,或是像纳粹说的那样gleichgeschaltet(统一思想)。甚至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这两位天真无邪地赞美苏联的人,当他们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然科学杂志》主张“数学中的党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外科学中的纯洁性”,以及《苏联性病和皮肤病学论坛》的宗旨是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讨论一切问题时,他们也为之瞠目结舌。【4】

[4]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韦伯夫妇:《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的文明?》) (New York, 1936), II 1000.

5.谁应当是主人?

在任何劳动分工体系中,都要有协调不同专业人员活动的原则。如果专业人员无法从至高无上的公众中找到向导,他的努力便失去了目标。不言而喻,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服务于消费者。

在市场社会里,利润动机是指导原则。在政府管制下,严格控制是指导原则。不存在第三种可能。如果一个人不受在市场上挣钱这种动机的驱使,那就得给他制定一部必须做什么和如何做的法典。

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体制最常遇到的一种反对意见是,它过于强调个人的权利,忽视了个人的责任。人们坚持自己的权利,忘记了自己的义务。可是从社会的观点看,公民的责任要比他们的权利更重要。

我们没有必要详细讨论这种反民主的批评意见的政治和宪法含义。在各种权利法案中载明的人的权利,是为了保护个人不受政府专断行为的伤害。而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人都应当成为专制统治者的奴隶。

在经济领域,获得并拥有财产的权利,不是一种特权。它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原则。想去挣钱、获得和拥有财富的人,必须为消费者服务。利润动机是使公众至高无上的手段。一个人为消费者提供服务越是成功,他挣钱就越多。企业家通过用最低的成本生产鞋子而致富,这对每个人都有利。如果法律限制他的致富权利,大多数人会遭受一定的损失。这种法律只会有利于他那些缺乏效率的竞争者,它不会降低而是会提高鞋子的价格。

利润是对那些最好地履行了自愿承担的任务者的奖赏。它是使大众成为至高无上的手段。普通人是消费者,工业家及其助手为他们而工作。

有人反驳说,就大企业而言,事情并非如此。消费者没有选择,只能要么给大企业付钱,要么放弃自己的某种不可缺少的需求。因此,他不得不接受企业家规定的价格。大企业不再是供货商和伙夫,而是成了主子。它不必改进自己的服务,降低价格。

我们不妨以连接两座城市的唯一一条铁路线为例。我们甚至可以忽略另一些运输工具跟铁路展开竞争的事实:公共汽车、客车、飞机以及河道船舶。在这种情况下,想出门旅行的人,只能向铁路付钱。然而这并没有消除公重庆癫痫病重点专科医院司提供质优价廉服务的兴趣。打算出门旅行的人,并非都必须无条件地出行。为观光和为做生意而出门的乘客数量,取决于服务的效率和价格。有些人无论如何也得出差,另一些人只有在服务的质量和速度,以及便宜的价格具有吸引力时,才会出门旅行。正是这后一部分人的支出,决定着公司的生意是停滞不前甚至十分糟糕还是有利可图。假如这条具有极端假设性的铁路的情况如此,那么任何其他商业部门的情况就是更是如此了。

一切专业人士,不管是工商业人士还是专业人士,都十分清楚,他们要依赖消费者的引导。日常经验告诉他们,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消费者服务。对基本社会问题缺乏理解的专业人士,极为厌恶这种“仆人的地位”,他们希望从中解脱出来。头脑狭隘的专家,是推动普遍官僚化过程的一股强大势力,

建筑师必须使蓝图符合居住者的愿望。如果是公寓住宅,蓝图必须符合所有人的愿望,即房屋要适合不同房客的嗜好,从而很容易租出去。建筑师自认为比缺少品味的、愚蠢的普通人更清楚好房子应当是什么样了,没有必要搞清楚他这种想法是否正确。当他为了迎合顾客而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奇妙设计时,他可以怒气冲天。他渴望一种理想状态,能够按自己的艺术标准建造房屋。他希望政府设立一个住宅部,他希望怀着自己的白日梦成为这个部门的头头。这样他就可以按自己的模式建造住房了。

如果有人把这位建筑师称为未来的独裁者,是对他的大不敬。他可以反唇相讥: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人们提供更好的住房,从而造福于他们。这些人太无知,不知道什么东西最有益于他们自己的幸福;必须由政府支持的专家来照料他们。应当制定一部禁止丑陋建筑的法律。然而我们不妨问一句:由谁来决定建筑风格的优劣?我们的建筑师会回答说,当然是我这位专家。他勇敢地无视一个事实:甚至在建筑师中间,也存在着对风格和艺术价值的严重分歧。

我们不想强调这样一个问题:这位建筑师,即使在官僚独裁和极权主义体制下,也不能自由地按个人的设想建筑房屋。他必须服从上级官僚的嗜好,他们本人又要服从最高独裁者的怪念头。纳粹德国的建筑师是不自由的。他们必须服从希特勒这位失意的艺术家的计划。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在美学领域里,就像在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一样,并不存在美丑的绝对标准。假如有人强迫自己的同胞服从他本人的价值标准,他并没有使他们更加幸福。只有他们本人能够决定,什么可以让他们幸福,什么不能使他们幸福。一个人很想去看《阿贝的爱尔兰玫瑰》,你却非让他去看《哈姆雷特》的完美演出,这并没有增加他的幸福。你可以嘲笑他品味低下,可是在他的个人满足这件事上,只能由他本人做主。

独裁的营养学专家,想按自己的完美饮食的设想为同胞提供食品。他要像养牛的人饲养牛群那样去饲养人群。他没有认识到,营养学本身不是目的,它不过是达到另一些目的的手段。农民养牛不是为了让牛幸福,而是为了用膘肥体壮的牛去达到另一种目的。有各种养牛方案,他选择哪一个,取决于他想得到尽可能多的牛奶还是尽可能多的牛肉。每个独裁者都像养牛者对待自己的牛群一样,有喂养、培育和训练自己国民的计划。他的目的不是使人民幸福,而是让他们的处境给独裁者带来幸福。他要驯化他们,给他们牛群的待遇。喂牛的人,也是仁慈的专制者呵。

问题是,谁应当成为主人?是让人们自由选择自己的幸福之路,还是让独裁者为了使自己更加幸福而努力进,把他的同胞当作铺路石?

我们可以承认,有些专家是正确的,他们告诉我们,大多数人追求幸福的行为很愚蠢。然而你把一个人置于监护之下,不可能使他更幸福。各种政府机构里的专家,肯定是些出色的人。但是一遇到立法机构否定了他们精心做出的设计时他们就勃然大怒,却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说,代议制政府有什么用处?它不过是在跟我们的良好意愿过不去。然而唯一的问题是,谁应当管理国家?选民还是官僚?

智力低下的人也能用鞭子强迫别人服从。为公众服务却需要头脑和精明。只有少数人生产出了比竞争者更好更便宜的鞋子。失败的专家总是求助于官僚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十分清楚,自己无法在竞争系统中获胜。对于他来说,彻底的官僚化便是他的避风港。借助于官方的权力,他就能利用警察力量落实自己的统治。

在这些计划和社会主义的狂热信徒背后,往往存在着一种秘而不宣的感觉:他们知道自己的低能和无效率。知道自己没有竞争能力的人,便诅咒“这种疯狂的竞争制度”。不适合为同胞服从的人,便想统治他们的同胞。

主编简介

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共同自由、党导民主制和党导立宪制等理论创立者。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出版《论共同自由》《实效主义》《第三次变革》等著作。

微信交流:购书微信:ymycupl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感谢作者辛苦付出与创作,版权归属原作者,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小编,微信号f1922273801。

感谢您的阅读!《中华好学者》倡导"理性之思想,自主之精神",专注于学者、学界、学术的发展进步,定期向您推荐中华优秀学者及其文章。

投稿合作:

微信号:zhonghuahaoxuezhe

感谢您抽出·来阅读此文

中华好学者网站已经上线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中华好学者网站

↓↓↓

推荐阅读

热门阅读